俄罗斯去年煤炭出口增进口减

内容摘要：　其实可再生能源补贴来自于用户的电费附加，电网直接发了即可，没有必要由政府收支。

其实可再生能源补贴来自于用户的电费附加，电网直接发了即可，没有必要由政府收支。

此前从未发生过违约事件的中国债券市场，本月曝出违约第一单。在3月7日之前，上海超日应付第二期债券利息8980万元人民币，但付息资金目前仅落实400万元，无奈宣布违约。

在其通过投资海外电站项目谋求转型时，恰逢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公司资金链紧张，而随后的代工模式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最终令公司经营举步维艰。而在债券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债市曝出违约第一单并非坏事，从长期看，对债券市场还颇为有利。而在欧美成熟的债券市场，发行人发生违约并不鲜见。周彬表示，中国债券市场应该能够消化部分较弱发债人的违约事件。作为光伏产业曾经的明星企业，超日太阳能的陨落，既与产业无序扩张以致产能严重过剩有关，又是公司经营失策的结果。

对此，农行战略规划研究部研究人员对记者表示，从短期看，中国债市首例违约会引起债券市场的价值重估;长期看，则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乃至于金融业健康发展。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研究部有关研究人员7日对中新社记者表示，这一违约事件，打破了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刚性兑付的神话，对债券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在解决了融资瓶颈后，德国的光伏市场规模跃居全球首位。

美国政府于金融海啸后以ITC(Investment Tax Credit)的方式鼓励企业投资新能源。大幅波动的价格及价格的不确定性使澳洲的银行拒绝参与到光伏应用中，造成资金的异常紧张。STC价格的大波动使得澳洲的安装商无法向中国企业支付账款，最终导致中信保为澳洲的光伏建设付账，为我国带来损失。没有了稳定的现金流保障，自然会推高风险，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不利于光伏发电走向平价并网。

在刚过去的2013年，全球的光伏产业经历了严峻的寒冬，在内需不足和外需受欧美反倾销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光伏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压缩，纷纷面对困难。假如连小系统都要和电网公司签购电合同，在行政上就太复杂了。

清晰完整的独立屋面产权和补贴电价执行的法规是分散式发电的基础建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发展光伏的方式因省而异，可以说是大杂烩。这并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印度的经验说明，以投标电价为基础的制度，有利于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和新技术的引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固定的电力收购价格结合20年的长期购电法案，为银行融资提供了基础条件，是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但不设上限的安装量和由政府制定价格的滞后性，使得市场在成本快速下降时造成亢奋，使得安装量暴增，最终又因为补贴的大幅下降而冷却，造成光伏市场和产业的大波动。因此，当安装量大幅上升后，电费中的新能源补贴征费便大幅增加，使得没有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人们不单只享受不了补助，还要承担更大的电费压力，造成社会的矛盾。由于合同电价回报高，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去申请购电合同，同时出现了购电合同的炒卖市场，合同价格一度高达项目总投资的35%。我期待我国的光伏应用可在全民参与下快速发展，为国家节能减排的事业作出贡献。

这种方式使日间卖电、晚间买电，夏天卖电、冬天买电的模式得以存在，为用户提供了节省电费的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购电合同的开发成本一般只占总投资的5-10%。

因为系统的输出不受用户的电力消耗影响，适合以发电卖电为政策出发点的光伏政策。因此，在生产端风险有保险公司全覆盖下，银行对于有购电合同保障的光伏电站和有购电法案保障的分散式小系统的看法将是有可预测和可依靠的现金流项目，项目融资的大门便会打开。

在政策的刺激下，全国随即掀起一股光伏发电的热潮，大家都忙于报项目，据不完全统计，至2013年底，计划项目的规模已达120GW，是国家规划的近四倍。在计量上，有采用净电表法的制度(Net Metering)，也有采用全电表发的制度(Gross Metering)。而以需求计划制结合供应市场制的STC政策，被证明是不可行的。这就需要政策、法规、保险和银行的配合。而政府控制总量则有助于防止市场的过冷过热引发产业的波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采用法案的方式去固定规则，可减少小系统的投资者花费巨大成本于购电合同的制定上;不同日照量地区分开投标也更有利于合理回报的制定。电表只记录发电量和用户耗电量之差作为结算的基础。

印度主要发展大的光伏电站，而政府采用配额制，并以电价投标的方式去竞争，中标者获得政府提供的的长期购电合同，并以此结合项目保险作为融资的依据。在投标政策的带动下，印度电站的每瓦投资已低于1美元。

而一些电费较低的州份，则采用补贴电价的方式。然而，初装补贴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仅起到示范作用。

就我国而言，高日照地区和高能源需求地区不重叠，高日照地区集中在西部和内蒙，而高能源需求的地区则集中在东部和沿海地区，而电力价格也因地而异，这为制定一套单一的全国性政策造成困难。在业权清晰的地面电站上，我国的业权保障和土地使用等都有完善的法规。

对比发电卖电获取补贴电价的光伏政策和自发自用的光伏政策，后者更公平和没有穷人补贴富人的道德风险，但只能针对一般的家庭业主，不利于商业屋面的光伏项目融资。而STC的需求则由政府法规决定，由能源供应商等机构按一定的规则承担，每年的需求基本固定。泰国泰国采用的是购电合同的制度。澳洲的安装商主要依靠中国企业提供的贸易融资进行安装，并换取STC及出售STC去支付账款。

此外，就是要让全民有参与的机会，而不是只沦为大企业的玩物。政府的政策交由电网公司执行，购电合同包括基础电价和补贴电价两部分。

而生产端全风险保险的引入，使投资者只需承担项目销售端也就是购电方的信用风险，假如购电方为电网并由国家担保，那么实际上销售端的风险就降低为国家风险了。光伏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同时也要考虑融资的可行性和对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的拉动。

除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也是采用新能源券的国家，只是它的新能源券是和发电量挂钩而非初装量，但一样是失败的。不同的计量方法的目标是要配合政策制定者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这种方式下，光伏系统的发电量用一个电表完全记录，而用户及控制系统的用电则用另一个电表计算。政策在不断的修改，最后简化为初装时以再生能源券为基础的补贴制度。泰国用电网购电合同的方式成功启动了银行为光伏项目提供独立的融资。银行欠缺了可计算的稳定现金流作为融资依据，拒绝为光伏项目提供长期贷款。

美国大型光伏电站的建设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资金，并将建成的电站卖给税务投资者。澳大利亚的初装新能源券的操作概念大致是政府向光伏系统的业主按规模一次性发出再生能源券STC，业主可通过市场将再生能源券出售并回收部分或全部的系统投资。

而根据不同的政策，光伏系统多发的电，可转换成电票，保存1-3年结算。但市场真正的起步是当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达到6%以上时。

这使得光伏发电成为少数大企业的玩物，失去了全民参与新能源建设的社会意义。假如要完成这些项目，资金的需求总量将近8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投入建设高铁系统的资金规模，而在法规和金融解决方案未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资金的瓶颈，使光伏发电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共同面对的课题。